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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基督教界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公开资料调查与比较分析

资料核查截至2026年10月9日｜范围：台湾新教、天主教、跨宗派机构及两岸宗教交流网络

一、初步调查发现

根据目前检索到的中国国台办、国家宗教事务主管机构、台湾基督教组织、教会媒体及台湾大陆委员会的公开资料，台湾部分基督教机构与中共党政系统之间，确实存在可以追溯、核实的直接联系。这些联系不仅涉及教会互访，也包括与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台办及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的正式接触。

其中，2011—2018年间的两岸基督教交流活动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公开记录。

但有三个需要严格区分的事实：

• 有组织性联系不等于政治控制。 与中共统战部门会面，可以证明接触存在；不能单凭会面认定台湾教会接受其指挥、资助或执行政治任务。
• 台湾基督教界并非统一政治阵营。 有些跨宗派机构积极推动与中国官方教会交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组织则公开反对特定交流模式，并提出统战风险警告。
• 中国官方宗教机构与中共的制度性关系，有明确的官方文件支持。 这一点与台湾教会的独立性问题，应分别评价。

最明确的一项直接证据

2014年5月21日：台湾牧师代表团获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接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于5月22日发布消息：时任主任张志军在北京会见由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魏悌香牧师率领的台湾基督教教牧代表团。

张志军肯定两岸基督教交流，魏悌香则表示将继续推动交流与合作。

证据性质：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主管机关发布的正式会议记录。它直接证明双方曾进行高层接触，但不直接证明资金关系或组织隶属。

2013年曾引发公开争议

2013年8月27日至29日，台湾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及部分教牧人士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共同举办“两岸基督教论坛”。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于同年7月9日通过正式牧函，认为该论坛具有中共统战部门参与的政治背景，并要求所属教会审慎参与。这是教会内部对两岸交流产生重大分歧的直接文献证据。

下文进一步比较这些机构的组织关系、活动记录，以及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不同情况。

二、中国共产党如何管理和运用基督教组织？

理解台湾基督教与中共的联系，首先必须区分中国大陆官方认可的宗教组织与民间基督徒群体。

1. 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制度地位

在中国大陆，新教的两个全国性机构是：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
• 中国基督教协会（CCC）

两者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

2023年12月通过、2024年公布的现行章程明确规定，两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章程也规定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以及支持国家统一等工作目标。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2023年的章程也明确规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将坚持独立自主办教、开展对外交流及维护国家统一列为其宗旨或业务方向。

2018年，中国共产党公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由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

因此，公开文件可以确认下列组织关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统一管理宗教工作；对外保留国家宗教事务局牌子

中国基督教两会

官方认可的新教全国性机构

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

爱国会与官方主教团

台湾部分教会、教区与跨宗派组织

有公开交流记录，但没有据此确认的统一行政隶属关系

这张图反映的是大陆一侧的行政监管体系及两岸之间的交流联系，不是台湾教会接受中共指挥的组织结构图。

三、台湾新教与中共党政机构的具体接触

1. 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及蒲公英希望基金会

这是现有资料中具有连续公开记录的交流网络。

2011—2015年：连续教牧参访

台湾《基督教今日报》2015年5月的报道指出，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当年已经组织第五届大陆参访，累计有超过100位台湾牧长接触大陆教会及宗教主管机关。2015年代表团有18人，访问上海、北京、南京和福建。

接触对象包括中央统战部、国台办、国家宗教事务局、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两会等机构。报道记录了魏悌香及多位随团牧者对交流、传教与神学教育的积极评价。

这些当时的公开表述体现了参与者的宗教交流立场，而不自动等同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政治主张。

2014年：与中共中央台办直接会面

前述张志军接见魏悌香一行的记录，可直接从中共中央台办官方网站核对。

2018年：邀请大陆官方教会回访台湾

中国基督教两会于2018年3月19日发布报道，记录天津市基督教两会代表团应魏悌香邀请，于3月12日至17日访问台湾。

这次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随团人员不仅有牧师，还有天津市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

代表团访问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基督教今日报》总部及部分教会养老机构。大陆方面的总结中，将教会交往与“两岸一家亲”、国家统一的政治表述联系起来。

但报道没有证明所有接待机构赞同相关政治表述。例如，参访双连安养中心不能直接推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支持大陆代表团的政治立场。

2. 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目前仍有公开规划

这是调查中发现的较近期、而且包含预算的第一手资料。

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大陆事工部工作报告》

该联会官方网站记录，大陆事工部曾派员前往湖北省基督教两会及中南神学院交流，参与者包括黄淑靖牧师、前联会主席粘碧凤等。网页没有清楚标注这次“四月”参访所属的公历年份，因此不能擅自确定日期。

官方网页同时公布了2026年大陆事工部互访学习计划与预算。

2026年事工总预算

116万元

新台币；组织公布的预算

培训事工预算

80万元

新台币；计划安排

计划涉及河北、山东、四川、福建、湖北、浙江等地区，并包含邀请大陆牧者来台湾交流的经费安排。

官网同时明确指出：2026年的互访学习能否执行，仍须视情况而定。

这份文件证明浸信会联会设置了大陆交流事工，并制定了具体的经费和人员往来计划。但是，116万新台币是联会公布的事工预算，不是中共提供资助的证据。

四、台湾天主教与中国大陆官方天主教体系

天主教的情况必须另外分析，因为它存在全球性的教宗与主教圣统制，并非与新教完全相同。

1. 2024年厦门—台南教区联合研讨会

2024年5月22日至25日，厦门教区与台南教区在厦门共同举办“以爱同行，携手并进”天主教本地化研讨活动。

根据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及教会媒体资料：

• 活动受福建省天主教“两会”指导。
• 台湾方面有台北总教区钟安住总主教、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等人士参加。
• 约100位神职人员、学者及教友参与。
• 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参与神学与历史议题讨论。

值得比较的不是单纯参加会议，而是各方如何描述同一场活动。

三种解释指向同一场可核实的活动，但政治意义并不相同。

因此可以确认：台湾部分天主教教区与大陆官方认可的教区进行了正式合作；中方官方报道同时赋予活动两岸融合的政治叙事。

不能据此进一步断定参加的台湾主教已经认同全部政治叙事。

2. 梵蒂冈与北京的协议，不等于台湾天主教受中共管辖

2018年9月22日，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关于中国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2024年10月22日，双方决定将协议再延长四年。协议聚焦中国大陆主教任命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获得台湾教区的任命权或行政管理权。

截至所查2026年资料，中国外交部仍确认中国与梵蒂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则继续保持与圣座的外交关系。

这构成天主教关系中的重要区别：宗教共融、两岸教区合作及国家外交承认，是三个不同层面。

五、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与中共官方基督教组织的长期分歧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PCT）是比较研究中不能忽略的案例。它与大陆官方基督教组织存在历史接触，但也留下了持续数十年的公开分歧记录。

1. 1991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名称争议

1991年，中国基督教协会（CCC）申请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

根据WCC官网所刊当年协调者的回忆，中国基督教协会曾要求，将原有会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名称改为包含“Taiwan, China”的形式。

最终经过协调，CCC撤回修改台湾教会名称的要求，双方得以继续参与普世教会交流。

这个历史案例说明，两岸教会在国际宗教组织中的关系，早已超出纯粹神学交流，涉及台湾的政治地位与组织代表权。

2. 1994年：台湾长老教会公开回应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4年11月24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正式声明，反驳中国基督教协会关于台湾地位的政治论述。

同时，声明也明确表示，台湾长老教会愿意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维持教会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意味着：反对中国官方教会的政治要求，并不必然排斥与大陆基督徒进行宗教交流。

3. 2013年：对“两岸基督教论坛”的不同解释

这次论坛有必要将组织者和批评者的说法并列比较。

这些观点分别见于当年的教会报道、总会牧函及记者会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论坛组织者对于宗教交流的解释，和批评者对中方政治目的的分析，可以同时存在。对统战性质的认定，还需要检验主办单位的实际决策、政治要求与活动成果，不能仅依一方的声明。

4. 2025年：长老教会继续举办相关讨论

2025年5月18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中会举办有关政治渗透与宗教迫害的专题讲座，由台湾大学政治学者明居正主讲。

这一活动显示，台湾教会内部对于中共宗教政策及两岸交流影响的讨论仍然持续。

六、相关组织及证据比较

以下只按可核实的联系性质分类，不据此对任何台湾宗教组织作政治忠诚度评价。

上述情况分别由国台办、教会原始文件、宗教组织官网以及公开新闻报道支持。

这些记录并不涵盖台湾全部独立教会、灵粮堂、召会、五旬节派以及其他新教机构。因此，不宜把已查到的部分机构关系概括为整个台湾基督教界的统一立场。

七、中共宗教交流的政治目的：哪些有文件支持？

2023年12月，台湾大陆委员会公布对两岸文化宗教交流策略的咨询研究摘要，指出中方官方主导程度提高，并通过交流活动宣传“两岸一家亲”“融合发展”等政策论述。

2026年5月的咨询会议也继续讨论宗教交流中的政治影响及安全问题。

将台湾基督教的具体案例与这些政策材料比较，可以识别三个不同层面的联系。

第一，行政制度层面。 中国官方认可的新教、天主教全国性组织在章程上接受中共领导，并具有对外交流职能。这是直接的制度性证据。

第二，政治叙事层面。 部分中方官方报道将两岸教会交往解释为民族认同、两岸融合或国家统一的组成部分。2018年天津基督教两会的访台报道、2024年福建天主教研讨会的政府报道，均可以找到这类表述。

第三，台湾接受与实际影响层面。 要证明台湾机构因这些交往而改变政治立场，或者参与了受指挥的政治行动，还需要更多独立材料，例如会议决议、政治活动安排、资金流向或相关人员的可验证陈述。

不能混用其他宗教的统计数据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IORG对2024年中共官方支持的两岸宗教交流进行研究，辨识出至少116场活动，估算台湾参与者约16,234人次。

但这一研究主要涉及妈祖信仰、祖先祭祀、关公、佛教及其他民间宗教活动，不能把116场活动和约1.6万人次直接当作台湾基督教交流的统计数据。

这也是目前研究上的限制：有关台湾佛道教及民间信仰交流的量化研究，与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连续统计，并不处于相同的数据覆盖水平。

八、仍然缺乏证据的关键问题

此次公开资料调查可以证明组织往来、政治接触和特定活动的举办，但尚不能确认以下问题：

• 是否有台湾基督教机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或国台办的秘密经费。
• 是否有台湾教牧人员因参与交流而承担未经公开的政治任务。
• 是否存在中共对台湾基督教组织的人事任免权、内部指挥链或秘密合作协议。
• 两岸基督教交流实际改变了多少台湾信徒的政治意见，以及是否对任何选举产生可测量影响。

这些是不同于公开参访事实的独立待证问题。没有查到证据不等于证明相关行为绝不存在，但也不能据此提出确定指控。

九、综合归纳

这次调查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大陆宗教机构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制度地位，与台湾基督教机构参与两岸交流的动机及行为，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目前可以建立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

• 1991—1994年： 两岸官方及台湾长老教会围绕国际教会代表权、台湾政治地位发生公开争议。
• 2011—2015年： 台湾部分跨宗派教牧人士建立持续交流网络，与中国基督教两会及中共党政机构正式接触。
• 2018年： 中国官方宗教管理进一步集中于中央统战部；天津官方教会代表团回访台湾，形成有记录的双向交流。
• 2024年： 台南与厦门天主教教区联合举办研讨会，宗教媒体与中国政府对活动政治意义的表述有所不同。
• 2025—2026年： 台湾部分教会继续关注统战及宗教自由问题；浸信会联会则公开提出2026年大陆交流与培训计划。

最终能够作出的事实性判断是： 台湾部分基督教机构与中共党政部门、接受中共领导的中国官方教会，存在公开、持续且可核实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其他台湾基督教组织则对有关政治要求明确表示反对。现有公开资料并不足以证明台湾基督教界整体受中共控制，也不足以将正常宗教交流与秘密政治合作等同。

从进一步调查的角度，最有价值的是对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以及浸信会联会大陆事工部历年的人员名单、双方主办记录、活动经费与政治性声明进行逐项交叉核验。它们已经留下具体且可追踪的原始记录，比笼统讨论“台湾教会是否被统战”更适合开展可重复验证的研究。

声明：本报告基于此次能够检索、核对的公开材料，不代表已穷尽所有网站、未数字化档案或非公开文件；对于缺乏资料的组织，不能作出不存在联系的绝对判断。

【中文版见下部】

Which temples and Buddhist practice centers in Taiwan have close ties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bodies and civil society?

As of September 2026, judging by publicly verifiable high-level contacts, repeated visits, permanent projects, and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following are among the clearest cases. “Close ties” refers only to the intensity of contact; i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ean that an institu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ts unlawfully, or supports political unification.

Regarding the overall scale, one study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material from China’s Taiwan Affairs Office identified at least 116 China-supported religious exchange events in 2024, involving approximately 40 Taiwanese temples. Mazu worship constituted the largest category. Because the identities of many participating temples were not fully disclosed, no reliable and complete public list currently exists. IORG study, Reuters repor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charter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laces it under the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of the state religious-affairs authorities. Contacts with this association,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r religious-affairs agencies therefore have an evident official or state-linked dimension. However, such contacts alone do not prove financial control, political subordination, or the existence of an official chain of command. Charter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As for Bao Yan Chan Monastery and the Yuan Dao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public records show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large visiting groups from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 Jiangxi, Fujian,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This demonstrates clear monastic and civil Buddhist contacts. At present, however, publicly availabl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a similarly close, permanent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r China’s united-front system. Relevant visit record

截至2026年9月，按公开可验证的高层接触、重复互访、常设项目和组织关系判断，较明确的节点如下。“联系密切”只表示往来强度，不等同于接受中国官方指挥、违法或赞同统一。

1997年发生的台湾“白晓燕命案”（白冰冰女儿被绑架撕票案），被公认为华语新闻史上媒体伦理荡然无存、新闻暴力达到极致的典型案例。在此次事件中，部分媒体和记者为了抢夺独家新闻与收视率，严重违背职业道德，不仅直接干扰了警方的救援行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间接推波助澜，导致了人质被残忍撕票的悲剧。

媒体记者在该事件中展现出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Threads上一则帖子显示，中国某县城图书馆几年前开设女子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但后来夜校被政府勒令关停。中共为何害怕农村妇女识字呢？是怕她们今后有了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能独立思考了吗？

以下为原帖内容（还未获得贴主回复是否方便公布其账户名）：

“几年前看一篇报道县城图书馆开设女子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的新闻，一直很敬佩在做实事的人，于是在最近联系了工作人员问能不能给她们拍纪录片，收到的回复是报道引起了当地部门的“重视”，教妇女识字这件事和性别议题很敏感，所以夜校就被关停了，现在只给小孩举办活动了，她们现在对记录和拍摄这件事情也很谨慎所以让我去跟宣传部申请。

就很无奈。”

【注：任何来稿都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本网站或任何与本网站有关机构、组织的观点】

我是一名出生于中国北方农村的普通中国公民。之所以冒昧写下这封邮件，是因为我希望将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分享出来。我知道自己的观点未必正确，也未必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不同意见的表达与讨论。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从小到大，我亲眼见过基层社会的许多现象。小时候，我经常听到村民们谈论各种人情关系、权力寻租和基层腐败问题。有些事情也许在外界看来只是个别现象，但对于生活在当地的人来说，却是真实存在并影响日常生活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离开家乡，先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生活和工作，也曾在国外长期居住。这些经历让我得以从不同角度观察中国，也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未来方向。

广西单纯女教师调入公安局任文职，管理枪支登记，因举报领导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将枪借给黑社会使用等问题，而被领导私自违反合法程序辞退，继而绑架其子，导致多年来无法觅其踪迹——我本人在国内时见过张耀春及其当时活泼可爱的儿子。更多信息请看下面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