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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报道而成)
（一）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１９６６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８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３８天。有２２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大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9期）。 Weiterle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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