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十四小时的课时制
在送孩子上大学时，日本的父母亲会怀着真诚的祝愿鼓励孩子道：
“好好学习啊，将来一定要做个了不起的人。”
同样，秘鲁中部大学新生入学时，他们的父母亲也会对孩子祝愿道：
“毕业时，一定要成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的雄辩家。”
如果说日本的大学是人们立足社会、出人头地的台阶的话，那么，这所大学应该说就是市民们的智慧补给站。学生的年龄从十八岁到七十岁，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为了给各种不同职业的学生提供方便，在课程设置上从早晨八点开始到晚上十点，连续不间断地授课，同样的课程内容都要讲授两次。另外，还经常为市民们举办讲座，开设咨询沙龙等等。
地方法院的办事员帕布利诺先生是法学系的学生，主要利用晚上时间听课。他很快就要毕业了，期待着毕业之后能够早日升任助理审判员。
中央商场糕点商店的老板利卡尔杜先生在举行完”银婚”仪式之后，把店铺交代给儿子，夫妻双双跨进了大学校门。他的夫人每天上午到校学习食品专业课程，他本人则每天下午去学校学习经营学方面的课程，希望毕业后被提名为糕点行业工会官员的候选人，为推进本行业的现代化而尽力。
可是，虽然说是市民大学，也并不是谁都能够进去的，入学考试是很严格的。不过，在发榜的同时，还会给未录取的考生寄去成绩单，绝不玩弄日本人那种神秘兮兮的”权威”。这种亲密感还集中体现在大学校庆时，学校与市民之间的交流上。一方面，市民们涌进校园，参与学校组织的庆祝活动；另一方面，学生们走出校门，来到市民们的家中接受款待。教授们照片的宣传画贴得满街都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市民请回家中，受到热情款待，直至酩酊大醉。在他们看来，教授也是市民的一员。
教授需要通过学生的审查
上任之初，我请求暂时不承担教学任务。可是，由于美洲机构派遣的教授受到学生的驱逐已经回国，为了处理善后事宜，竟然在我还没有熟悉这个国家语言的情况下，就出乎意料地让我承担了讲课任务。
第一次上课的那天上午，我精神抖擞地站在大约一百五十名有着红、黑、金黄等各种发色的学生面前，刚开口招呼了一声”诸位”，话头就被一名自治会的学生代表打断：
“您的教授资格还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也许您还是一个危险人物。现在，我们要对您进行审查，请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面对这群无法无天、易于感情冲动的学生，我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抗衡的权威。他们强烈地表示：研究内容的确定是教授的自由，但是，选择讲课教授的权力应该归学生所有。
“第一个问题：高桥先生与美国宇航局素有往来，您是如何看待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美国人是凭借武力侵占我国的。与之相反，日本则是企图以移民为幌子，派遣人员来我国搜刮资金，然后再悄悄地携款逃回日本。在官员、移民和教授这三者之间，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他的提问言简意赅，与”日本人的信要从最后一行读起”的日语表达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头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南美的学生向往古巴的民族主义。当然，我们是会尊重您的意见和批评的。您是否认可卡斯特罗总统？请用一个词——Yes或No来表明您的看法。”
学生提问时，我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带着难以理解的冷静听完了学生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当学生代表回到座位上之后，我以极其自然的口吻说道：
“明白了。但是，在回答大家问题之前，我也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不知诸位是否知道冲绳岛（当时冲绳岛仍在美国的占领下——作者注）？”
我所提出的问题是恰当的。这些对日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学生们，在看到了我所作出的反应后，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当然知道。那是被无视国际法的美国占领着的日本岛屿。”
“是啊，就连选举都不让举行，这是帝国主义者以镇压和暴力所占领的地方。”
我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神色。看来，表演所取得的效果不错！
“谢谢。不过，大家既然如此了解冲绳岛，却对我提出以上三个问题，岂不是有点失礼？我是一个日本人，一个被美国夺去了冲绳岛的日本人！”
我听到了掌声和喝彩声。我走出了教室，把剩余的时间交给学生大会裁决。如果被学生们否决了的话，我就只有回日本去了。尽管如此，如同当年俾斯麦等待1871年预算委员会的决议一样，我也是抱定了必胜的信念。
短暂的和平
“来了日本教授！”第二天早晨，各种报纸的角落里都刊登了这则小消息。其中，只有日文报纸的报道略微有些夸张：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日本教授——阳光明媚的春天里的话题”、”学生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云云。
课程安排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早晚重复两遍。然而，虽说每周只有两次课程，但对于我这个日本人来说，却比原来想象的要艰难得多。首先，我得用日文备课。然后，再不断地查阅《和西辞典》翻译成西班牙文。接着，凭借手势和英语，请助手们帮助修改我所写的西班牙文，使之通顺流畅。然后，我试着朗读这篇讲义，请人帮助纠正发音。最后，还要再借助《西和辞典》，把修改之后我看不懂的西班牙文重新翻译成日文，以便我进一步加深理解。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往复过程中，翻译方面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最初的一二个星期，我忠实地按照这个程序进行备课，但是，不久，随着对课程内容的逐渐熟悉，就开始比较多地在讲课现场”即席”翻译了。眼见得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少，一个月下来，一百五十名听课者竟只剩下了六七十人。我当时没有深究这件事情，真是失策之举。
一个月之后
“抵制高桥教授的课程！
一、西班牙语水平太低，听不懂；
二、过于注重宣传日本，而不是讲授知识。
同时，我们要求学校公平地选聘精通西班牙语的继任教授。”
开讲刚过一个月，我就在巴掌声和吼叫声中，听完了学生们朗读的这份声明。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我接到了日侨协会打算近期为我举行开讲成功庆贺会的通知。
当然，对于学生们提出的第一条理由，我连争辩的余地都没有；至于第二条，则应该归咎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日本大学的教科书。例如，在一本物理教材中，竟出现了二十多个日本人的姓名，而且，每当遇到日本人名，我都会得意洋洋地详细介绍。学生们把这本教材与西班牙文的教材进行了比较，在那本同样厚度的教材中，除了”汤川的磁场”①这个词外，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日本人的名字。在学生们看来，当时，日本只不过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科学技术水平仅与南美的小国家差不多。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我的讲课是过度宣传日本，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日本式的困境
我不知所措，只是茫然地站在教室外面。
美洲机构派遣的芝加哥大学的Y教授，在遭受学生抵制期间，只领工资而不能讲课，每天埋头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他在启程回国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知道我一次课都没讲成，那些官员们肯定会感到吃惊和内疚。下次就会派我去个好点的国家了。那样的话，对我来说不是坏事变好事吗？”
由于讲授的课程让人难以理解而被撵走的罗杜利盖斯讲师，一直到辞职的那天为止，无论逮着谁，都会口角溅着白沫，喋喋不休地嚷道：
“喂，你说是谁对谁错？既然觉得深奥，就应该敬佩学问。我可不是保育员。下次一定要去个像样点的大学。”
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都是由于学生抵制而造成的。再说，西方人也不总是那么跟别人过不去的。
助手埃杜瓦尔德要去博尔达研究所留学，我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不料，事隔一周后的早晨，理应已经去了美国的埃杜瓦尔德怵怵地走了进来，拉着我的手说道：
“先生，请快安慰安慰我。欢送会都开过了，最终的审查却没有能够通过。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饯别礼物怎么办呢？就只好等到明年啦。”
苏联的登月火箭把他们的国徽送上了月球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有位美洲机构派遣来的先生要举行庆祝宴会，我们这些近邻都受到了邀请。本来，只要大家在席间不把此事说穿也就罢了，可是，有位印度来的先生却偏偏开口说道：”那是人家俄国人的事儿啊！”查对了新闻之后，主人宣布道：今晚的宴会费用AA制。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模仿不了西方人。尽管我很愿意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处理事情，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却又总会回到日本人的习惯思维方式上。
留学于密执安大学的U君，仅仅因为没有得到优等奖学金，就遥望着富士山的方向，消失在太平洋的波涛之中。他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故乡的荣誉。
在普拉多政权即将垮台，阿普拉政权就要取而代之的骚乱中，有位日本商社的职员上吊自杀了。作为造船公司的派驻职员，他是与前政府做出口贸易的，曾经推动过该公司造船计划的发展。
文化部公开招聘一名研究员时，据说，在六名应聘者中，曾经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马尔科斯大学物理系的三木小姐是最有把握的人选。但是，由于日本人对”日本的名誉”期待过于强烈，三木小姐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竟突然撤回了申请书。测试结果表明，只要涉及到”日本声誉”，父母亲们是不愿意把女儿置于”那须与一”②的窘境中的。
大概不用多久，关于我在这里遭到学生抵制的消息就会传遍大街小巷，也许还会见诸报端。那时，朋友们会怎么看？日侨协会将怎么看？那些欢送我离开日本的人们会怎么看？”向南美进行智力输出”、”秘鲁的日本教授”……那些以前曾经登载过这些消息的各种报纸又会怎么看？
无论怎样也不能满不在乎地返回日本。可是，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办法和脸面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吗？向学生们道歉？岂有此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丧魂落魄的样子。
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市长、天文学家巴依利先生被送上了断头台。当行刑的刽子手嘲笑他在断头台前颤抖不已时，他不是神色严峻地回答说：”颤抖是因为天气寒冷所致”吗？
我避开众人的耳目，惴惴不安地向宿舍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只要看到人们谈话，我就会猜测：他们是在议论我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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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川的磁场：汤川秀树，宇宙物理学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人——译者注。
②那须与一，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中的人物。在公元1185年的屋岛会战中，平氏战败，向海上撤退时，女眷把扇子悬挂在船桅杆上，向追兵源氏挑战。源氏命令手下武士那须与一将其射落。那须与一不负众望，一箭将扇子射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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