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Initiative

原书名《从独裁到民主》

作者简介
吉恩·夏普,哲学博士(牛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资深学者。他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及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哲学博士学位。他还被授予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College)法学博士和里维耶学院(Rivier College)人道服务博士荣誉学位。他是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Dartmouth)校区政治学荣誉教授。他曾任教于奥斯陆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并且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从事了将近三十年的研究。其英文著作包括《非暴力行动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1973)、《政治战略家甘地》(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1979)、《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 1980 )、《使欧洲不可征服》(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1985)、《群众性防卫:一种超军事的武器系统》(Civilian-Based Defense: A Post-Military Weapons System,1990; 李方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 年)。一本重要的新书正在准备中《开展非暴力斗争:二十世纪的实践和二十一世纪的潜力》(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 2003)。其著作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前言
多年来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避免和消灭独裁。这种关心部分是受一种信念的支持:人不应当被这样的政权所统治和摧毁。那些关于人类自由的重要性、独裁统治的本质(从亚里士多德到对极权主义的
分析)和独裁政权(特别是纳粹和斯大林体制)的历史的书籍增强了我的这种信念。

这些年来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曾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和受过罪的人们,包括一些集中营的幸存者。我在挪威遇到过曾经抵抗法西斯统治并且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听人们提到过那些因此而丧生的人。我同逃脱纳粹魔掌的
犹太人以及那些曾经帮助和救助过他们的人交谈过。我对不同国家的共产党恐怖统治的了解,更多来自书本,较少来自同个人的接触。这些制度的恐怖尤其令我感到沉痛,因为这些独裁统治是以从压迫和剥削下获得解放的名义强加于人的。

近几十年来,通过访问来自巴拿马、波兰、智利、西藏和缅甸等受独裁统治的国家的人们,今日的独裁统治的现实对我来说变得更加真实了。从那些曾经抵抗过中国共产党侵略的西藏人、那些击败了1911年8月的强硬派
政变的俄罗斯人和那些曾经使用非暴力手段阻止军事统治复辟的泰国人那里,我获得了关于独裁统治的隐蔽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令人忧虑。

第一章 现实地对待独裁政权

近年来,许多独裁政权──既有内生的和也有外生的──一旦面对动员起来的反抗者就会崩溃或者摇摇欲坠。这些独裁政权看上去往往地位牢固,坚不可摧,却没有能力承受人民协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反抗。
自1980年以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玻利维亚和菲律宾等国的独裁政权都在人民以非暴力为主的反抗面前垮台了。非暴力抗争推动了尼泊尔、赞比亚、韩国、智利、阿根廷、海地、巴西、乌拉圭、马拉威、泰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扎伊尔、尼日利亚和前苏联不同地区(在挫败1991年8月强硬派的政变企图中起了重要作用)走向民主化的运动。
此外,近年来,中国、缅甸和西藏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反抗。 1 这些斗争虽然还没有能够结束独裁统治或占领,但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些压迫性政权的残暴统治,并给民众提供了有关这种斗争方式的宝贵经验。
当然,上述国家中独裁统治的垮台并没有消除一切社会问题:残暴的政权所留下的遗产往往是贫困、犯罪、低效的官僚主义和环境破坏。但是,独裁统治的垮台至少消除了被压迫者所承受的大量苦难,而且为以更多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来重建社会开辟了道路。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全世界的确存在一个迈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趋势。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编篡一份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国际调查。

据该组织统计,全世界被列为“自由”的国家数量近年来显著增加: 2

然而,这一积极趋势却被至今仍旧生活在暴政之下的人数所冲淡。到2008年为止,全世界66.8亿人口中有34%生活在被列为“不自由” 3 的国家和地区,即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极端受限的地方。属于“不自由”类的42个国家受到从军事独裁(如缅甸)、传统的压迫性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和不丹)到一党制(如中国、伊朗和北朝鲜)和外国占领者(如西藏和东帝汶)的统治,或者正处于转型过程中。
许多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急剧变迁的状态中。虽然近年来“自由”国家的数目有所增加,但是仍有许多国家在面临如此迅猛的根本性变化时,有走向相反的方向和经历新形式的独裁统治的危险。军事集团、个人野心家、当选的官员和教条主义的政党会反复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政变十分常见,今后也会如此。还会有许多人继续被剥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遗憾的是,过去始终陪伴着我们。独裁的问题源远流长。许多国家的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压迫,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对权势人物和统治者的屈从往往经过长期的反复灌输。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中不受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宗教机构都被有意削弱,受到控制,甚至被国家或执政党为了控制社会而重新组建的机构所取代。民众往往被分化(变成一群孤立的个人),不能共同努力来争取自由,他们不能相互信任,甚至不能主动做出任何举足轻重的事。
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民众的力量变弱了,他们缺乏自信心,无力抗争。人们往往如惊弓之鸟,连亲友之间都不敢交换对独裁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往往过于恐惧,没有能力认真考虑进行公开的抗争。无论如何,抗争有什么用呢?他们所面临的是无目的的受难和无希望的未来。
在今天的独裁统治之下,情况可能比过去糟糕得多。过去或许还有些人尝试过抵抗。或许还会发生短命的群众抗议和示威。人们的精神或许还曾经高昂过一阵子。也有时候,或许也有些个人或者小团体曾经做出过一些勇敢但无力的举动,为了维护某些原则或者只是表达自己的蔑视。但是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过去的这些抵抗行动往往不足以克服人们的恐惧和习惯性的服从,而这正是摧毁独裁统治的必要条件。令人悲哀的是,这些行动或许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和死亡,而不是胜利和希望。

通过暴力获得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显而易见的办法看来毫无用处。独裁者通常不会理会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司法裁决和公众舆论。作为对暴行、酷刑、失踪和杀害的反应,人们往往得出结论说:只有暴力才能结束独裁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愤怒的受害者有时会组织起来,用自己所能够召集起来的武力和军事力量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战斗,尽管力量悬殊。这些人常常勇敢战斗,付出痛苦和生命的高昂代价。他们有时成就卓著,但很少能赢得自由。暴力反叛会招致残暴的镇压,其结果往往使民众比过去更加软弱无助。
选择暴力无论有多少优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就是选择了压迫者几乎总是占据优势的斗争形式。独裁者在使用暴力方面拥有压倒性力量。无论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最终还是逃避不了严酷的军事现实。独裁者几乎永远在军备、弹药、运输和武装力量规模方面占据优势。民主人士尽管有勇气,但(几乎永远)不是独裁者的对手。在认识到常规的军事反叛并不现实之后,有些异议人士就倾向于采用游击战。然而游击战很少能给被压迫民众带来好处,也很少能带来民主。游击战不是公认的选择,尤其是因为它非常容易给自己人造成重大伤亡。游击战尽管有理论和战略分析的支持,有时还有国际支援,却不能保证不失败。游击战往往旷日持久。老百姓往往为掌权的政府所迫,不得不颠沛流离,游击战会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社会动乱。
游击斗争即使能够成功,也往往会有显著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负面后果。从短期来看,受到攻击的政权会由于采取反制措施而变得更加独裁。即使游击队最终取得胜利,由于斗争过程中军事力量的扩张所造成的集中化作用,以及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被削弱和破坏──这些团体和机构对建立和维持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产生的新政权往往比其前任还要独裁。反独裁人士应当寻找其他途径。

政变、选举、外国救星?
要消灭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政权,反对独裁的军事政变看来或许是最容易和最迅速的办法之一。但是,这个办法存在着严重问题。最重要一点的是,民众与控制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精英之间现存的不合理权力分配原封不动。
解除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政府职务,最大的可能只是让另一批人有机会取而代之。理论上,后一批人的行为可能会温和一些,在一定限度之内也比较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但是,相反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
新集团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有可能比其前任更加残酷无情,更加野心勃勃。于是新集团──人们可能曾对其寄以希望──就能为所欲为,毫不顾及民主和人权。这不是解决独裁问题的合格答案。
在独裁统治之下,人们无法利用选举这个工具来实现重大的政治变革。有些独裁政权——例如前苏联所控制的东欧集团——曾经装模做样地搞过选举,做出民主的表象。但这些选举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目的是让公众认可独裁者事先选定的候选人。独裁者有时会在压力下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同时却操纵这些选举,好把文职傀儡放到政府官员位置上。如果准许反对党候选人参选,而且他们真的当选了,就像1990年在缅甸、1993年在尼日利亚发生的那样,独裁者可以无视选举结果,并对“胜选”者进行恐吓、逮捕甚至杀害。独裁者不会举行能把自己拉下马的选举。
许多目前正在独裁者的残酷统治之下承受苦难,或者为了逃避它的魔掌而流亡的人们不相信被压迫者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认为自己的人民只有依靠别人的行动才能得到拯救。他们寄望于外来力量。他们相信只有国际援助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倒独裁者。
认为被压迫者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观点在某段时间内是正确的。如上所述,被压迫人民往往不愿意、暂时也不能够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残酷无情的独裁统治缺乏信心,也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因此,许多人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外来力量可能是“公众舆论”、联合国、某一国家或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裁。
这种设想听上去可能令人欣慰,但依靠外来救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种信任可能完全寄托错了。通常不会有外来救星出现,即使有外国来进行干预,很可能也是靠不住的。
这里需要强调有关依赖外来干预的一些严酷现实:
• 外国往往会容忍甚至帮助一个独裁政权,以便促进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
• 外国也有可能会为了其他目的而出卖被压迫人民,背弃其帮助人民获得解放的诺言。
• 有些外国会反对某个独裁政权,只是为了取得对该国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
• 只有当内部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动摇独裁政权,使国际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该政权的暴行时,外国才有可能为了正面目的积极参与。

独裁政权之所以存在,通常是由国内的权力分配造成的。民众和社会太软弱,无法给独裁政权造成严重问题,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独裁政权虽然有可能从国际行动中获益或者受损,但其生死存亡主要取决
于国内因素。
但是,在支持强有力的国内抵抗运动方面,国际压力也可能会十分有用。这时国际上的经济制裁、禁运、断绝外交关系、开除出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谴责等行动可能会很有帮助。然而,没有强大的国内抵抗运动,别人就不可能采取此类行动。

面对严峻的事实
结论是严峻的。要想付出最少的代价最有效地打倒一个独裁政权,需要先解决四个问题:
• 必须增强被压迫民众的决心、自信和抗争技能;
• 必须增强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团体和机构;
• 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部抵抗力量;
• 必须制定一个明智的争取解放的总战略规划,并有技巧地加以实施。
解放斗争需要靠自力更生,需要加强斗争团体的内部力量。正如查尔斯·司都华·帕那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在1879和1880年的爱尔兰罢租运动期间曾经呼吁的那样:
“靠政府是没用的……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决心……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给你们当中软弱的人以力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必定胜利。
“只有你们让这个问题成熟到需要解决时,只有到那个时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4
面对一个坚强、自力更生的队伍,又有着明智的战略、勇敢而有纪律的行动和真正的力量,独裁统治最终必然垮台。但是至少必须满足上述四项条件。
上述讨论表明,从独裁统治下获得解放最终将取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前面提到的政治反抗──或者说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的成功事例表明,民众争取自由的手段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在接下去几章里,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不过,我们应当先看看将谈判作为瓦解独裁政权的手段存在哪些问题。

第二章请看 https://freedomcn.org/overtur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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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政治反抗一词用在这一背景之下首先是由罗勃特·赫尔维提出的。“政治反抗”是指为了政治目的,为了主动反抗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抗议、不合作和干预)。这个用语是为了回应人们把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和平主义和道德的或宗教上的“非暴力”所引起的混淆和歪曲。“反抗”意味着以不服从为手段故意向当局挑战,没有屈服的余地。“政治反抗”表述了采取行动的情境(政治)和目的(政治权力)。这一术语主要用来描述民众为了从独裁统治者手中夺回对政府机构的控制权而不屈不挠地打击其权力资源并有意识地运用战略规划和战术所采取的行动。本文交替使用政治反抗、非暴力抗争和非暴力斗争三个术语,不过后面两者一般是指具有较广泛的目标(社会、经济、心理等等)的斗争.

2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http://www.freedomhouse.org.
3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p4.

4 Patrick Sarsfield O’Hagarty, A History of Ireland Under the Union, 1800-1922
(London: Methuen), 1952, pp.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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