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在某篇文章中看过《审判苏格拉底》一书的介绍，92年，一个澳洲友人还曾专门为我带来此书的英文原版，查着英汉字典读了一大部分，迷迷糊糊的感觉。现在再读，感慨良多。
此书的作者斯通是美国的著名新闻人，一生致力于争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正是这种对自由的痴迷，使他晚年全身心地倾注于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研究。虽然他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置疑更多着眼于社会制度，而不是哲学观念，但是他的论述似乎佐证尼采对苏格拉底及其传统的背弃。更发人深省的是，斯通的研究不仅同时揭示了古希腊民主制和苏格拉底的思想、人格等方面的缺陷，而且颠覆了流传至今的苏格拉底神话。苏格拉底之所以作为西方的第一智者、他的思想之所以作为最早经典而传于后世，就在于他的死亡传奇起到了很关键的神圣化纪念碑化的作用，所以，颠覆苏格拉底之死的神话，对重新理解西方传统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尼采对理性主义所做的批判。
斯通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世人：二千多年来对苏格拉底的敬仰仅仅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来自两个神话：一是苏格拉底为捍卫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而甘愿赴死，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为言论及思想自由而殉难的智者，是人格神；二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智慧和论辩方法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高峰和最早源头，他是哲学智慧之神。斯通在颠覆了苏格拉底神话的同时，也颠覆了西方人一直引以为傲的古希腊民主制。
先说第一个神话：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思想、信仰、言论的自由而自愿殉道的智者，斯通说不是！因为，为某种信仰或某种思想、哪怕是成为真理的信仰或思想而死，并不等于为坚守信仰的自由权利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而殉难，即不等于为自由而死。苏格拉底也没有以言论及思想的自由权利来为自己进行辩护，而只是反复提及神谕。
同时，古希腊的广场式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并不等于自由制度，尽管古希腊的最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谈到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时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公共权力来自一人一票的道义合法性，并不能保证这种权力不被滥用。苏格拉底之死正是滥用民主权力所导致的多数暴政，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或中国土改时的斗争和公审地主的群众大会，但是决不同于中国的文革。因为文革的群众运动，一是受独裁暴君毛泽东个人操纵的，是一个人说了算。二是没有制度化的法治规则可循，而是人治式的自上而下地搞群众运动。三是有人可以例外，毛泽东个人绝对不受群众运动的约束，全中国的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能把他推上群众的审判台。而雅典的审判则是真正的多数决策，并且形成了法治化的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多数决策制度的牺牲品。所以，雅典的民主制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多数暴政，因为它只承认多数的权利，而不承认少数的权利；只尊重城邦多数的信仰，而不尊重个人选择的信仰；只允许多数表达的言论自由，而不允许异己者表达有违于多数的言论。一种只保护多数权利或城邦利益而不保护少数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制度，可以是民主制，但绝不是自由制度。换言之，无论审判权力的来源多么合法，仅以思想及言论为理由的治罪都是暴政。
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神话太有魅力，也许是因为斯通对雅典民主的自豪感过于强烈，斯通在颠覆苏格拉底神话的论证中常有自相矛盾之处。他的全部论证都是为了破除神话，但是有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捍卫神话。比如他说：“审判苏格拉底的自相矛盾和可耻的地方是，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它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而事实上，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无论是那些智者们，还是创造了公民大会这种民主制度的政治家们，都不知道现代自由制度中的自由权利为何物。从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过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的概念，有的只是：要么认为“强权就是公理”的暴力政治，要么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谋政治，要么就是“哲学王”的贵族化精英化的政治，古希腊的名言甚至是：“杀了孩子的父母而让孩子安然无恙地活下来是愚不可及的。”同样，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式的民主决策机制，从来不会尊重少数异己者的权利，更不会给没有雅典公民身份的其它社会群体以平等的自由权利。智者和平民都对一部分人被排除在民主参与之外的奴隶制心安理得。也正因为如此，通过多数投票这种群众司法的方式判决苏格拉底才是合法的，一个小小的城邦中的民主制和奴隶制才能共存，人们才能对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正义的屠戮没有什么负罪感。
另一位古希腊的著名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也可以印证雅典民主不是自由制度。这项立法规定：任何公民如果在发生严重的政治争论或者阶级斗争的时候，如果有人想保持中立或者不参与城邦的集体政治，就将被剥夺公民身份，不再具有政治参与权利，轻者被放逐，重者沦为奴隶。这样，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就不是自由的公民权利，而是强制的公民义务。按照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对自由的经典陈述：自由的反面恰恰是强制。雅典的一位政治家和将军、也是提洛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阿里斯泰德曾提出：雅典议会和公民大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虽然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却在道义上是非正义的。但是，民主制拒绝倾听他的批评意见。
正如法国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在论述现代自由和古典自由的区别时所说：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典自由，是通过广场民主制实现的直接民主，仅仅是个人分享集体权力的权利而无个人独立之自由权利，政治上的公共参与是第一位的，是每个公民必须尽的义务；而以宪政民主为代表的现代自由，是通过代议制实现的间接民主，保障个人自由是第一位，是否参与公共事务，不是强制性的公民义务，而是自由的个人选择。更主要的区别在于：现代自由制度以限制公共权力为第一要务，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侵犯个人自由；而古典自由则把参与行使集体权力作为首要原则，没有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因而也就无法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对个人自由的强制剥夺。
斯通以民主与反民主、雅典与斯巴达的两种制度的对立为背景，来重写苏格拉底受审的历史。作者的本意，不在于把传说中或历史上被奉为圣徒的苏格拉底的形象颠覆掉，而是意在追溯民主制、言论自由、平等权利的历史渊源，追溯苏格拉底在雅典的民主制中的真实角色——他不是为捍卫自由而死，而是因为捍卫自己的信念和智者的傲慢尊严而死，他不是因反对奴隶制而受审，而是因反对民主制而受审。虽然这样写历史未免有以今论古之嫌，实为史家之大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人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他的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是反民主的，他们的理想政体是由哲学王统治的专制等级社会。
这使我想起了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也把开放社会的敌人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巴达和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他在评论古典哲学家时也说过类似斯通的话：在人类的精神领袖中，存在一种危险的普遍的习惯，即相信自己具有预言历史的超凡能力，并以此取悦于人。更可怕的是，这类精神领袖兼预言家“被揭去骗子假面具的危险非常之小”，以至于人们对预言的盲目相信使扮演预言者变成了人类的一种难以根除的习惯。
三个希腊城邦的公民起诉苏格拉底，由501个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审判苏格拉底。在今天看来，苏格拉底被判决死刑的两个理由都是有违自由原则的，是典型的因言治罪和不准信仰：1、他只信自己的神而不信城邦或公众的神；2、他用自己的诡辩腐蚀败坏青年。这样的审判，虽然违背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但是并不违背雅典式的民主原则，不违背当时被大多数雅典公民接受的群众司法。死于这种多数暴政和群众审判的牺牲品，在古希腊不止苏格拉底一人，许多当时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也会因一次失败而接受死亡审判。
同时，苏格拉底本人的反民主倾向以及高傲的贵族姿态，无疑是判其死罪的重要原因。苏格拉底具有精英的傲慢甚至狂妄，把自己看作最有智慧的道德导师，在他眼中，芸芸众生绝非权利平等的人，而是低于智者的群盲，他们不懂如何自我管理，更不知道如何治理城邦，所以，城邦不应该由公民自己来治理，而应该由智者即知道怎样治理的人来治理，说白了，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这很有点中国儒家的“劳心者治人而劳力者治于人”的味道。换言之，在苏格拉底那里，政治不是自治而是他治，权利的原点不是平等的个人而是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代理者和授权者的关系，而是牧羊犬和羊群的关系。
故而，我们不能因为苏格拉底的被判死罪有违言论自由，就人为地把苏格拉底制作成民主和自由的捍卫者。历史真相是，苏格拉底的死是大冤案，苏格拉底本人的政治上的反民主及道德傲慢也是事实。作者认为，如果苏格拉底在审判时以言论自由权利而不是以傲慢的神谕来为自己辩护，那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为自由而殉难的思想家。可惜，他只是坚持蔑视芸芸众生的傲慢，故而，他不是。
苏格拉底的死，具有一切殉道者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如同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烈士”。格瓦拉或江姐的毅然赴死是很壮烈，但他们只是为某种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信念而死，绝不是为自由而死。为中共革命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无数，但是他们用生命为代价争取的，并不是建立保障信仰思想言论的自由权利的民主制度，而仅仅是一种建立在乌托邦上的专制政权，恰恰是扼杀自由的制度。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那些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老资格革命者，为什么不怕蒋介石的监狱和刺刀，而对毛泽东却绝对驯顺，就连老毛的一句话都会让他们颤抖不已，象待宰的羔羊一样听凭老毛的任意处置，其中的幸运者也只能求得留一条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命。
再说第二个神话。它比第一个神话更难以破除。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四面受敌的小小雅典为了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对外要应对专制制度的围攻，对内就必然严厉压制反民主的一切行为和言论。不负责任的苏老头经常发表恶毒的反民主和拥护专制的诡辩，所以他在当时的雅典受到审判甚至就是理所当然的。尽管苏格拉底说过最高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尽管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最有智慧的方法，不是像东方圣人孔子那样以导师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布道，而主要是采取向对方提问的论辩方式。但是，在斯通看来，这是一种假谦卑、甚至就是一种理智的狡狤.从斯通的分析来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极为自大傲慢的，以为只有自己才手握神谕所启示的绝对真理和完美道德，这种惟我独尊的姿态甚至就是一种心术不正和兴灾乐祸的狂妄。斯通说：在柏拉图比较有风度的记述的表层下面，我们不仅可以感觉得到苏格拉底的一种自大，而且甚至可以感觉得到他作为提问者的残酷。“苏格拉底问答模式的最侮辱人和最令人生气的部分是，就在他们感到他自称无知是装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却暴露出他们的无知是真实的，这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式的‘讽刺’。”
英文中的讽刺一词irong，来自希腊词eironeia，它的原始意义是“掩饰之词”，即说话者所说的话并不是自己的真正想法，而只是一种勾引对手陷于窘境的诱饵。正如斯通对苏格拉底智慧的精辟总结：向苏格拉底发问的人会在问答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在他的‘讽刺’背后，在他的佯作谦虚的背后，苏格拉底是在取笑他的对手。这就是隐藏在柏拉图的贵族化玩笑的文雅记述背后的残忍，“由于它的彬彬有礼，就更加无情了。”是不是可以把苏格拉底的幽默或讽刺称之为恶作剧的智慧，即专门使论辩者陷于可笑的尴尬之中的计谋。他精心设下陷阱，把别人一步步引入其中，直到坠入井底方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从苏格拉底的辩术中可以发现一种解构式或消解式的虚无主义。
最让人困惑的是，苏格拉底在提倡一种绝对的唯一的美德之时，他自己又不告诉别人这美德究竟是什么。追问者问道最后，他就告诉他们必须乞求于神谕，同时又说自己不知道神谕的美德是什么。“在这种美德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苏格拉底如是说。他以此种论辩方式来布道，很有点故弄虚玄、装神弄鬼之嫌，他狡猾地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以便侮辱他人而神化自己。因为他以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绝对预设为前提为标准，来诘问一切论辩者。好在古希腊人热衷于本体论，对虚玄之物怀有敬惧之心，不会穷追不舍地刨根问底，使苏格拉底的神秘面纱没被完全揭开。如果苏格拉底碰到的对手是维特根斯坦，他大概就会无伎可施。因为维氏可以一针见血指出：这些辩题本身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是虚假的、无意义的。那么，论题本身的虚构性自然就废除了论辩的真实性——围绕着虚假辩题展开的论辩亦是虚假的、无意义的。也就是说，虚假的问题引不出真实的有意义的论辩。传统哲学的最大虚妄就是问题的虚假性——以追问本体为核心的哲学。
一个极端鄙视价值多元化的思想专制主义者，一个自以为真理在握因而有资格俯视芸芸众生的道德牧羊人，一个梦想戴上哲学王桂冠的偶像，他的辩术成为现代专制者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中的阴谋。雅典民主制对他的审判是制度的不宽容，而他在与人论辩时的惟我独尊是理性的不宽容，是道德上和知识上的狂妄。如果他真的戴上了哲学王的皇冠，那么他的对手所面对的，就不是他的狡猾辩术而是冷酷的权杖。当两种不宽容遭遇之时，握有生杀大全的制度不宽容自然是强者，只有智慧和人格傲慢的理性不宽容自然是弱者，其结果就是弱者被强者审判并处死。从现代自由制度的角度看，即便苏格拉底再傲慢再心术不正，只要他的反民主仅仅局限于言论上和思想上，民主制度非但无权审判他处死他，反而应该全力保护他发言的自由权利，因为他的狂妄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并没有发展为反制度反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即便苏格拉底不是为了思想及言论自由而被审判，雅典民主制对他的审判也是野蛮的多数正如邦雅曼？贡斯当在论述现代自由和古典自由的区别时所说：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典自由，是通过广场民主制实现的直接民主，仅仅是个人分享集体权力的权利而无个人独立之自由权利，政治上的公共参与是第一位的；而以宪政民主为代表的现代自由，是通过代议制实现的间接民主，保障个人自由是第一位，是否参与公共事务，不是强制性的公民义务，而是自由的个人选择。更主要的区别在于：现代自由制度以限制公共权力为第一要务，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侵犯个人自由；而古典自由则把行使集体权力作为首要原则，没有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因而也就无法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对个人自由的强制剥夺。暴政。
读着苏格拉底的额头，恶毒的智慧主宰着智者的历史：他曾经是思想的拯救者，而不公正的审判和他毅然赴死的凛然，使他的傲慢和恶毒变成了殉道的丰碑和捍卫自由的旗帜，使他的一生变成了让后人敬仰千年而实际上却并不存在的神话。在他的冷嘲热讽中，被嘲弄和反讽塑造的历史在呻吟，却无人倾听，只有虚幻的伟大主宰着哲学。鲜血中的教堂，尸骨中的主教，尼采的反叛显得格外孤独和悲壮。在夜猫的哀嚎中应该有某种宁静，在历尽千年的幻影中应该有一点点真实。难道我们只能仰望着前人虚构的高峰，攀登思想的天梯吗？苏格拉底之后的审判，最惊心动魄的是耶稣的十字架受难。应该写一本关于历史上所有不宽容的著名审判的书，中世纪对女巫的审判，对伽力略和布鲁诺的审判，法国大革命的对贵族的审判，斯大林时期的秘密审判，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群众性审判，六四血案后的一系列审判……不宽容的暴政远远没有结束，争取和捍卫言论和信的自由权利仍然伴有血腥。
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我的梦中，我无力拒绝，只能绝望地任其践踏，仿佛从遥远的往昔，命运伸出向我讨债的手。进入深渊的瞬间，我无所畏惧；而仰望唯一的烛光，我却全身颤抖。一束花的凋零，自有其凄惨的美，足以感动秋天，因为大自然永远不会没有怜悯；一个人的堕落，没有任何情调，无法赢得一丝同情。当我连拒绝怜悯的机会都失去后，我将如何面对那么深情的期望？如何践行夜晚的许诺？
在梦中，我听见一片阴影在喧嚣，一只怪鸟的翅膀张开后如同刀锋，将夜晚一块块切割，时间流出的血是绿色的，我眼中的泪则鲜红。我梦中有上帝，有耶稣受难时绝望的呼求，看到垂死，感受临终的挣扎，气息奄奄的梦，如同枯叶在雨中飘动。
1998年6月23日
编者注：唯有“http://synousia.blogbus.com/logs/4095146.html”中有写作日期，并注有“来源：作者惠赐”。国内较早的发布地址是“[日期：2002-11-29]来源：北大三角地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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