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关于职务犯罪的条款才成为德国《刑法典》的一部分，位列最后一章（虽然叫刑法典，其实是很薄的一本），主要是由于过度的警察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暴力以外的违法行为。曾经有一名警察兼职商业机构保安，被两名公民举报他从警车里将饮料搬到私家车里。该警察辩解其在驾驶警车巡逻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家商店卖打折饮料，于是自己花钱买下来以作私人消费，他在那一天已经为警察公务工作了十多个小时（超时工作），所以也没有上报要求扣除买私人物品的时间。
当时立法者的主张（选民意志的体现）为：虽然他们是政府公务员，但作为官员的地位不应保护他们免受可能的惩罚，而是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因为担任公职的人通常承担着特殊责任，这会使他们对权利的侵犯更加严重。 但是，刑法中的这些规定并不仅仅适用于警察，也适用于所有公务员。
由此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是纠正政府恶行的必要保障。死气沉沉的制度如德国，却也能在如此晚的1998年在刑法中加入职务犯罪章节，正是民主制度的功劳。因为议员（包括政府，因为德国是由议会多数派组建政府）是由人民选举的，人民对政府恶行的不满，必然导致议员压力增大，虽然不情愿、拖拉，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改善法律。
相反在中国，政府恶行只会越来越恶，因为人民无法决定政府官员的前途，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抱团对抗人民的意志，发展到最后就是全面残酷镇压。中国人若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维护，必须推翻现有体制，建立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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